骁勇善战的匈奴，是如何被汉武帝彻底征服的
谢邀。汉武大帝是“千古一帝”，我们的民族之所以称为汉族，也是和汉武帝“平匈奴”伟大战争的“文治武功”分不开的。匈奴部族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脉以东南、大兴安岭以西、蒙古草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北、华北平原以西北戈壁披发左衽。匈奴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匈奴部队战斗力和机动性非常高，无论是骑射还是近身战斗的很强大，使他们在军事上经常占有优势。在汉武帝之前的汉朝历代君王，因为匈奴军事力量强大，汉朝对匈作战无法取胜而不得不采取“和亲”的怀柔政策，以期安抚匈奴，稳定边境。这种和亲之策一直延用到汉武帝即位早期。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元光二年）汉武帝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策划了对匈奴的一场诱敌歼灭战，由此拉开了反击匈奴的的伟大战争。匈奴军臣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亲率10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左云县），就在匈奴单于快要进入汉朝的埋伏圈时，守卫烽火台的亭尉，向匈奴单于透露了汉军包围计划，致使匈奴军未达到包围圈就撤退了。 马邑之战的失败使汉武帝认识到两点，一是被动的防御解决不了匈奴骑兵，只有主动的派骑兵深入匈奴境内，对匈奴进行主动的持续的打击才是解决匈奴骑兵的唯一手段，骑兵的战略地位从此确定。二是提拔任用善于机动作战，主动突破固有战略战法的青年将领卫青、霍去病，以“机动对机动，骑兵对骑兵，狂飚突进，猛烈攻击。”公元前127年（西汉元朔二年），匈奴左贤王部进犯上谷、渔阳。汉材官将军韩安国率700人出战，负伤败阵，退守壁垒不出，匈奴骑兵掳掠千余人及牲畜而去。“是时虏言当入东方” ，汉武帝刘彻命韩安国部向东移驻右北平，以阻挡匈奴向东方深入，同时决定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作战方针，令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急速出兵云中，突袭匈奴防守薄弱的河南地。卫青、李息率部出塞后，从云中向西大迂回包抄，突然掩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并一举击溃之。是役，汉军歼敌数千人，俘获“伏听者3071人及牛羊百余万头，收复了河南地全部土地，穿行千余里到达陇西，”。汉匈河南之战是汉匈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得益于河南地的收复，西汉王朝的北部边防线北推至黄河沿岸。役后，汉武帝在河南地置五原郡与朔方郡，并听从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修筑朔方城，并招募十万内地居民至朔方实边。昔日匈奴刺向汉朝后背的利刃，迅速转变为汉军指向匈奴前胸的长戟。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时年21岁）各率骑兵5万，“步兵转折踵军数十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704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经此一战，匈奴被汉军在漠南荡涤，匈奴单于逃到漠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他和卫青发起的对匈奴的进攻性战争，改变了汉朝长此在对匈奴战争中的守势状态，一举打败匈奴。从而长久地保障了西汉北方长城一带，也就是在漠南地区的边境安全，此战为汉朝进击 匈奴最远的一次。汉武帝打败匈奴的历史意义:1，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打败异族的战争，打破了以前对少数游牧民族的忍让，求和态势；2，让世人更进一步了解了大汉王朝，汉族正式成了一个族群的名称；3，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打败匈奴以后部分匈奴民族内迁，和汉人通婚，混居；4，打通了被匈奴截断的外交通道，开创了伟大的丝绸之路；5，消除了西汉的外患，为汉王朝的统治巩固了根基。
司马迁究竟是怎么死的
一部《史记》倾注了司马迁多少的心酸泪，为了完成父辈的嘱托，他奋笔疾书，记录历史，为了能使这部鸿篇巨著顺利完稿，他不惜忍受被宫刑（腐刑）的屈辱，可以说司马迁在史学上的成就和造诣足以让他成为西汉乃至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然而自从他写完《史记》后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一点信息，至此人们对于他的死因就产生了种种的推测。从司马迁有限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中的几个关键人物有汉武帝、李陵、任丘等，他所遭受的宫刑也与李陵事件有关。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大举出击匈奴，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主动请缨参战，汉武帝以以骑兵不足予以拒绝，李陵却毫不介意，主动请5000步兵随同出征，这让汉武帝看到了当年李广的风范，认为他年轻有为，有霸气，自然就对李陵产生了极大的欣赏和期望。李陵所率领的5000步卒几乎把匈奴掀翻了天，打得匈奴人东躲西藏，后来碰到了匈奴的八万骑兵，李陵毫不畏惧，奋勇作战给予了匈奴沉重的打击，但是最终寡不敌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了匈奴。汉武帝本来对李陵抱有极大的期望值，寄予厚望，现在他居然投降了，这让汉武帝产生了巨大的心里落差，如此器重的人竟然就投降了，他实在是难以接受，这简直是在打听到脸。满朝大臣都认为李陵应该战死沙场，而不是变节投降，他们纷纷谴责、污蔑李陵，对他落井下石，还提议将他的家人全部杀掉。汉武帝又问司马迁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司马迁只是一个太史令，这个职务在当时是负责“掌天时星历”的官，而政治、军事、外交这类国家大事跟司马迁的职责没有什么关系，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司马迁最合适的做法就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明哲保身。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居然公开和汉武帝唱起了反调，他认为李陵投降事出有因，迫不得已，应该等他回来继续服务朝廷，司马迁仅仅是为李陵辩解了几句就激怒了正在气头上的汉武帝，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可以说是撞在枪口上，汉武帝不容他多辩解就直接将他投进了大牢。后来汉武帝又得知李陵在匈奴帮助训练匈奴士兵来对付汉朝，一怒之下，草率地灭了李陵的三族，其实这都是公孙敖闹的个大乌龙，汉朝投降匈奴的另一个降将李绪，是他在训练匈奴士兵，而公孙敖阴错阳差认为是李陵，误导了汉武帝，李陵后来设计杀死了李绪，汉武帝杀了李陵的全家，使得李陵万分的心寒，自此打消了回来的念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判处的是死刑，而非宫刑，因为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废除了肉刑，在汉武帝时期被判处死刑后，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刑，第一是拿50万钱出来就可以免死；其二如果不想死可以用腐刑（即宫刑）来替代。司马迁一个小小的太史令，怎么拿得出来50万钱赎命，如果伏法受诛则不能完成历代先人交代的史记，往来的朋友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个个都明哲保身，躲得远远的，司马迁无奈只有自己申请腐刑，才能够苟延残喘完成父辈的嘱托。被判处宫刑后，司马迁继续编纂史记，为了完成使命自己忍受世人的鄙夷，所需要的不是一般人的勇气，他也确实够冤的冤到了极点。司马迁人生中的另一个人物是任丘，他们是好朋友，这个任丘受“巫蛊之祸”的牵连，将要被处斩，求生的使得他向司马迁写信求助，希望他能够在汉武帝面前求个情。司马迁也是有心无力啊，上次李陵事件还没怎么说话就被阉了，现在有......？司马迁并不是怕死，关键是他帮不上忙，何况“巫蛊之祸”连太子、皇后都死了，你一个任丘活得了吗？无奈司马迁只得给任丘回信，教室那封有名的《报任丘书》，他说明自己帮不上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长，说自己受到腐刑所遭受的屈辱，满篇都是抱怨汉武帝，直言贬损，表达了他的愤懑之情。这篇《报任丘书》对于我们来说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中的一句至理名言对我们受益颇多，那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也是司马迁对于人生的经典评价。至于司马迁的死因，历史上有多种猜测，其一是，，司马迁因受宫刑，以坚强的毅力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全部编纂工作，完成了使命，他觉得再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就而亡了。其二是受《报任丘书》的牵连再度入狱，被汉武帝处死。第三种说法是寿终正寝。本人比较相信司马迁是寿终正寝自然死亡的，司马迁在编纂完《史记》后，因为身体的缺陷而遭到了别人异样的眼光，他难以承受，于是选择幽静的地方隐居起来，从此与外界断绝往来，直至老死。其实司马迁的死因不是太大的问题，古人记载历史的时候，除非是被杀，自然死亡一般是不怎么写死因的，从司马迁的著录来看，他至少活了48岁，这个年纪在汉代已经够长寿的了，而且他还受过宫刑，所以他应该是自然死亡的。如果司马迁是被汉武帝处死的，作为另外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是不会不记载的，至于死于“巫蛊之祸”或者“下狱死”等等说法都是猜测，不足为信。司马迁在监狱被阉后，本来身体就不好，最后又呕心沥血写完史记，病逝于隐居的地方，这些在一些历史轶事上可以查到，其实不管是怎样死的，都不重要，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司马迁也只是一朵浪花而已，只是比千年后的我们也许大那么一点而已，历史上受极刑而死的有许多，但是历史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有许多都被湮没了，别说什么历史学家，那些也只是他们的猜测而已。
